值2020年8月19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，仪征市人民医院联合仪征市作家协会、仪征市散文学会开展“我心中的好医生”征文活动，在全院开展“医路同行”征文活动。通过自身经历，讲述难忘的医生及就医过程，从医生涯感受及医患之间的故事等，展现医者仁心及使命担当。现陆续展出优秀作品。

智齿与麻药

周海军

挂了专家号，终于要和智齿说再见。下午两点，当我在拔牙椅上平躺好，手机不争气地从口袋滑了出来。我没有气恼，甚至还有些欣喜。因为侧身捡拾时，无意中瞥见门后的秘密：墙角至少有三面锦旗。

这已经是我一个多月以来，第四次看医生了。第一次因为疫情，牙科暂停了部分手术，第二次医院的牙片机罢工，第三次因为我的口腔有炎症。耽搁的日子里，每次吃饭，智齿上的孔洞就会拦路打劫，尽管恨得牙痒痒，还是无可奈何。

牙医戴着口罩和眼镜，我认不出面容，却知道他的大名。在医院二楼大厅的墙上，张贴着专家介绍，他排在牙科首位。

“吴主任的锦旗多得没处放了。”

“患者热情，没办法！”他边说边准备注射麻药。

或许是紧张，打完麻药，我又补充了多年前拔牙的细节。

“吴主任，以前我记得拔了两颗智齿。这次怎么老毛病又来了？”

他翻阅病历本，“2011年，你分两次拔了上牙的智齿，其中第二次就是我拔的。”

健忘的我，没认出医生，当年的拔牙过程却是刻骨铭心。

“吴主任，那次拔牙我疼得几乎要放弃。不知道是不是麻药打少了，还是牙齿太坚固了？”

他再次审视病历，“通常拔上牙不会太疼，而且你的只是残留部分。当然，也许和我当年的水平有关。”

专家的坦诚，让我埋在心底的猜疑烟消云散，尽管当时我深信不疑。

2011年春天，第一次拔智齿，是个女医生。打了麻药后，手术轻松完成。智齿很大，医生帮清理了血污，还留了电话，让我有问题随时请教。最后开了消炎药和漱口水，建议我有时间去处理另一颗坏牙。

一周后，我赶去医院，年轻的吴医生接待了我。他首先开单让我去拿药。面对处方单，我犹豫了：家里消炎药没吃完，漱口水我都没打开包装。于是我请他改了处方。

没想到接下来的拔牙，非常不顺利。可以说是我经历过的最高级别的疼痛。吴医生变换着姿势，长短不一的器械轮番出场，我的牙齿就是不肯投降。折腾了十来分钟，对我，是痛苦而漫长的煎熬。

这次牙齿很配合，专家几个娴熟的动作，智齿乖乖投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根据牙齿长的深浅、横竖不同，同一个人不同的牙齿，或者说同样的部位不同的人，拔牙的难易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。

做完手术，吴主任坐定，写诊断书、开处方。他问：

“家里有消炎药吧？”

“有的，前两天来拿的消炎药还没吃完。”

“你去底下缴费，去药房把药拿过来。”吴主任言简意赅，说完递给我一张单子。

药房给了一支麻药，原来吴主任为了节省时间，都是先看病，后收费。我拿过来的这支麻药，为下一位患者节省了宝贵时间。

拔牙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去卫生间漱口。药性还没过，口腔还有些麻木。玻璃杯压在唇边，却感觉杯子缺角变形。这情景实在奇妙，我忍不住又试了几次，完好的杯子抵在我唇边，明明看得见，却感受不到。

我知道，错觉因为牙龈被打了麻药。其实，有时我们头脑里也会被注入“麻药”，对求医问药抱有偏见。比如：医院不能去，花钱还遭罪；药厂唯利是图，不看药效，只看经济指标；医生喜欢开大处方……所幸，我感受到吴医生谦虚务实的医术和为病人着想的品格。

吃晚饭时，麻醉的药性终于散去，我喝着稀饭，好不自在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拔了一颗智齿，我头脑中的“麻药”被驱散，认知不再缺角，忍不住又添了一碗。

（作者周海军/编辑张忠顺/审核梁劲松）